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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族

發表日期 :

人口遷動:

根據目前的考古與語言學資料顯示,噶瑪蘭人的祖先約於十九世紀末之前定居於宜蘭平原,因雪山及中央山脈地勢的屏阻隔絕,在十九世紀漢人入墾宜蘭地區之前,一直可免於外界的侵擾,村落在全盛時期曾分佈於蘭陽溪北、溪南共有三十六至四十餘社,清代文獻多以「蛤仔難三十六社」稱呼當時遍佈在宜蘭平原上的噶瑪蘭村社 (詹素娟,張素玢 2001:13)。 

清乾隆、嘉慶年間漢人入墾後,噶瑪蘭人逐漸喪失土地。道光10至20年 (1830-1840) 間,部份族人因生存空間受到漢人壓迫,展開了較大規模的遷徙。其中溪北的武暖等社往今日的頭城方向移動;而溪南的加禮宛等社,則遷往蘇澳、南方澳、花蓮奇萊平原等地,建立了武暖、加禮宛、竹仔林、七結仔、談仔秉、瑤歌等六社,南遷至花蓮北部奇萊平原的族人被通稱為加禮宛人。光緒四年(1878)武官陳輝煌與加禮宛族人的衝突,引發了「加禮宛事件」,清廷為防動亂再起,疏散了加禮宛社人,社人流散至台東縱谷及花蓮平原一帶,其中新社、立德、大峰峰為今日較具規模之聚落(詹素娟,張素玢 2001)。 

宜蘭地區噶瑪蘭族的人口統計於荷蘭時代約近一萬人左右,1810年漢人入墾宜蘭時,為五千人上下,伊能嘉矩在1898年到宜蘭作調查時,人口已不到三千人(詹素娟 2001:5),阮昌銳1969年根據田野資料以血緣計算,估計只剩八百人左右。關於宜蘭噶瑪蘭人口日漸減少的現象,阮昌銳歸納原因為:清代時與漢人及泰雅人的武力衝突、疾病、以及因經濟貧困而同化成為漢族(1994:40-41)。此外,與漢人大量通婚應也為原因之一,日據時代依血統來劃分戶口而非依噶瑪蘭人母系祭祀的原則,加以國民政府時期,將平埔族的分類劃於九族之外,噶瑪蘭族後裔皆流入漢人或阿美族,於族群辨識及人口統計上更添困難。根據1908年日人的戶口調查,花蓮地區的噶瑪蘭族人口總數約為一千人(黃宣範、張宗智 1995:2)。噶瑪蘭族復名促進會於民國84年(1995)曾估計全台灣約有四萬人噶瑪蘭族人口(吳敏顯 1995;劉峻谷 1995);而民國85年(1996)復名促進會向行政院及各原住民立委的陳情書中則指出「噶瑪蘭族與其他原住民一樣都是南島語族,原居於宜蘭,後遷徙到花蓮、台東、台北,目前約有一萬多名後裔,保存母語、文化及祭典等」,此皆為猜測推算的數字。民國91年(2002)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組成「噶瑪蘭族復名推動小組」進行實地調查,自我認定為噶瑪蘭族者有1705人,其中1073人具原住民身份而632人不具有原住民身份(陳逸君 2004:11)。民國93年(2004)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全國各鄉鎮市區原住民族群人口數統計表」中,全國噶瑪蘭族人共有805人(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2004)。



人文地理:

一般認知中的噶瑪蘭人聚落分佈在宜蘭平原與花東平原沿線城鎮。清代宜蘭地區的噶瑪蘭人分布在今礁溪、壯圍、冬山、五結等鄉(潘繼道 2001:55)、三星鄉(劉還月 1995:219-223),目前仍有噶瑪蘭人蹤影的村社有:礁溪鄉白雲村(舊抵美簡社)、光武村(舊武暖社)、玉光村(舊馬僯社),壯圍鄉新社村(舊哆囉美遠社)、東港村(舊奇立板社),五結鄉季新村(舊流流社、舊加禮宛社、舊婆羅辛仔宛社)、利澤村(舊利澤簡社)、武淵村(舊武淵社)、冬山鄉珍珠村(舊珍珠里簡社)、三星鄉月眉村、仁和村等(劉還月 1995:194-223);花東地區如花蓮壽豐鄉的光榮地區與月眉一帶、新城鄉嘉里村、豐濱鄉磯碕村的龜庵部落、新社村、豐濱鄉立德社區、石梯灣以及台東縣長濱鄉的大峰峰、樟原部落、三間屋及靜浦等(張振岳 1998-41;劉還月 1995-119-147)。其他有噶瑪蘭族人分布的地區有台北縣市、桃園縣市、新竹市、台中縣、彰化縣、台南市、高雄縣市以及屏東縣等地(陳逸君 2004:11)。 

在清代,宜蘭縣蘇澳鎮南部、花蓮縣、台東縣等區域被稱為「後山」或「山后」,由於雪山及中央山脈的屏障,阻緩了清代漢人自西部平原入侵的攻勢(潘繼道 2001)。宜蘭平原一面環海、三面環山,蘭陽溪貫穿全境,形成沖積扇平原。由西至東的空間變化順序為「山地與山間河谷帶、沖積扇帶、湧泉帶、低濕帶、沼澤帶、沙丘帶和海岸帶」(施添福 1996:12-13;詹素娟,張素玢2001:5-11)。噶瑪蘭人居於地勢低平、水源豐富之地,詹素娟歸納噶瑪蘭人村舍集中地「大多分布在溪流密佈、低濕沼澤的地帶:其共同地形特徵是:海岸沙丘的內側邊緣、濱溪傍水的地方,與平原中的高突地帶」(詹素娟,張素玢2001:11)。今日花東一帶噶瑪蘭族的後裔分佈於狹長的花東平原,山多平原少、河川湍急,海岸因遭侵蝕而險阻,因海岸略顯平直、受山勢限制,少有讓船隻停泊的港灣(潘繼道 2001:32)。1968年海岸公路通車以前,因交通不便,造成族人經濟以及醫療上的問題(江孟芳 1997:49)。


移民都市記:
現今噶瑪蘭族聚落中,由於農漁等傳統家業無法支持經濟負擔,年輕人多外流至北部都市尋找工作機會。他們大部份從事勞力性的工作,如在建築工地從事木工或成為工廠的作業員或女傭等(江孟芳 1997:46-47)。張宗智於北部都市進行噶瑪蘭語調查時發現,除了有家室的人,大部分噶瑪蘭人居住於工地或工地附近,待工程結束後,則另覓新地工作居住,雖居無定所,但他們大致滿意這樣的生活情況(1994:23);然而近年來都市噶瑪蘭人的工作機會逐漸被東南亞低廉的勞力所取代,故有部分人力回流花東地區,加入觀光業的硬體建設工程,或捕飛魚至各港口販賣(江孟芳 1997:47;劉璧榛 2002:154)。1970年代起,進入北部都市工作的新社族人籌立了「新社噶瑪蘭人鄉親聯誼會」(旅北同鄉會),定期舉辦活動聯絡族人感情,至1997年,成員約有百餘人。此外,在自1991年開始的噶瑪蘭復名運動,聯誼會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江孟芳 1997:47,79-81)。




資料來源: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